不过，我至少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东西，有些预判。

1997年，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。三、个案推动法治个案推动法治。

故借修法之机，刑诉法应明确限制公权、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。第二，税费征收等完善市场经济的立法。不过，个税调整不应只关注起征点，而应计综合收入扣除负担，完善费用扣除项目，调整税率结构，改革单一的个人征收制，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。此外，加强军事管理立法，修订《兵役法》、《军人优抚优待条例》，制定《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条例》、《烈士褒扬条例》、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等。李昌奎案、药家鑫案等引发了民意与司法关系、死刑适用与废除的激烈争论。

就死刑而言，当下应严格限制死刑适用，但选择李昌奎案不当。有关指定监视居住的规定，极易演变为变相羁押，是明显的倒退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嘲笑那些患有被虐待冲动的学者和教授们。

实质上，我们发现，什么唯心论，什么唯物论，都无非是德国哲学家在论述，在认知世界，说他们自娱自乐，也没有什么过格。但是儒家比道家更深入，还要达到超越自然，达到修道。原因在于什么？在于担心中国人民的觉醒，摆脱国家虐待狂综合症的麻木。一些明显的例子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、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、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富裕，等等等等的宣传教育和奖励惩罚，导致这个社会进程顺利的完成。

马克思主义有多怪，怪诞到研究它的教授们，在追根问底时，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。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

对于自然，是一个认识境界，在这个角度讲，认识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行为。这非常重要，是我们中国人自我救赎的关键。犹如井底之蛙，由于他跳不出井底，或者说他不愿看到更广阔的天空，所以他永远拘于井口那一片天。您看过，或者听说过哪个精神病人说过自己是精神病吗？没有吧。

我们看到，我们国家通过信仰垄断，已经基本完成这一阶段。而政府通过舆论、政治和经济手段，让人民知道，人民必须依赖党和政府，才能具有自由和幸福。在阳面，我们看到，他受虐待，在阴面，我们看到，他适用虐待，产生了受虐待狂冲动。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，虐待狂冲动和被虐待狂冲动，往往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为阴阳两个侧面。

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绝对优越的，绝对的好的，都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，进行不断的修正。极权国家，由于国家虐待狂综合症的影响，总是或多说少的期待一个神人或者圣人，出来完成这一举动。

或者说，人们在有意压抑自己，使自己不能善良。甚至我们有理由怀疑，意识本身就是源于物质的高级物质。

中庸二字的庸字，其实是两个字的合意，那两个字，就是用还有和这两个字。十四这好像又与和谐社会的观点有些重合，说实话，我很不愿意使用和谐二字。而执行这样的判决和法律，又导致冷漠的法律环境和冷漠的风情人俗。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三种境界，儒家讲的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总会有清醒的人，而这些人，总会有仁人义士出来反对。因为这两个字，早就被人糟践了。

九还有物质，他马克思懂得什么是物质吗？他最后也不知道，他本人的意志，到底是不是物质。但是我必须要使用和这个字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的确是中庸的本意。

而之后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，无不标榜弃恶扬善，但最终都是使恶势力膨胀。以至于小悦悦案件引发的道德评价，这些也许可以算是彭宇案的蝴蝶效应了。

除了中国人与沙俄人都经历了长期的专制统治，民族具有严重的被虐待狂冲动的历史原因外。同时，个体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是不是说，法官要听立法机关的。回答这个问题，也可以去问孟子：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。马克思在其他哲学的基础上，在根本不明白人间事理的情况下，在根本不理解宇宙万物是什么的情况下，有了一个几乎是近似疯狂的大胆判断，为人类活动和客观世界做了一个终极的总结，那就是物质。四同时我们看到，在中国，国家更准确的应该说是中*共，对人民拥有绝对的和无限的统治权，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极权的政府。

所谓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我这里是以结果说话，并不以哲学逻辑说话。

难道这不可悲吗？而这样的社会效果，孟子也曾表述过：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。统治虐待综合症和社会受虐待综合症完成了初级阶段，第二步是对人民的精神文化进行同一性调整。

前不久，看见卡扎菲，没有了任何英雄气概，像个狗熊？这令很多人失望，萨达姆也是如此。因为您不能理解，他们也是在为信仰而奋斗。

而任何极权国家的人民，都是不知不觉得被患上社会受虐待狂综合症。人们摆脱了国家虐待综合症的孤独、恐惧、无助和自卑，就会充分的行使自由。三可以这样说，见义勇为是一种自由，而看到小悦悦倒在血泊之中，并不予以施救，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自由，只能说是逃避自由。十二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限性，马克思主义者，看不到错误判决的巨大的负面效应。

这句名言就是仲尼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而现在，我们的国家领导者，是不敢说我们要以文明征服世界，总是忍让忍让。

但是，多数南京人不愿再多管闲事，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做好事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而崛起的前提，必须是摆脱极权，实现人民的自由。

而产生这种滞后性，也是一种必然，因为这是极权政府的局限性决定的。那么，就会形成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，而这个拥有权力的人，常常会滥用权力。